于是，在世界市场形成的同时，产生了世界性的从属关系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：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，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，使东方从属于西方。
静而不移，动而不化，故曰神。2有意思的是，虽然《庄子》中化的基本涵义近于《周易》的易，却具有比易更丰富的意义曲折：化不仅具有化与不化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，还具有物化的含义。
岂独不见人，嗒然遗其身。（《栾城集》卷十八《御风辞题郑州列子祠》）正是这种将我（自我）溶解于物（外部世界）的思想，奠定了无我之境之审美趣味。《原道训》前文云：内有以通于天机，而不以贵贱贫富劳逸失其志德也。万化之流终而复始，恢闳而无情，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（《老子》第5章）。二、不化 《庄子》除了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化，还多次提到了不化，而且化与不化相互对立、相互依存，呈现出一种耦合或对反的关系，例如： 一受其成形，不忘以待尽，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尽如驰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。
精神四达并流，无所不极：上际于天，下蟠于地，化育万物，不可为象，其名为同帝。各复其根而不知，浑浑沌沌，终身不离。所以，事实上，《周礼》最重要的遗产恰恰不是周礼，不是那一套具体的制度设计，而是一套作为儒家正义论的观念结构，那就是儒家的仁→义→礼的观念结构。
郊里之委积，以待宾客。地宜，《周礼》有时谓之土宜：以土宜之法，辨十有二土之名物，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，以阜人民，以蕃鸟兽，以毓草木，以任土事。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、真正具有普世性的观念。首先是一般性的重视时宜、地宜的观念，例如：凡食齐视春时，羹齐视夏时，酱齐视秋时，饮齐视冬时。
这其实也是儒家文化、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突出的特点。因此，如果说正当性原则是一条动机论原则，那么，适宜性原则就是一条效果论原则。
平均主义对于公平、均平的一种典型误解就是：利益的分配采取利益物（分子）除以利益者（分母）的方式。非普适的乃是如何杀人复雔的具体方式：或以私斗的形式杀之，或以诉诸某种法律程序的途径杀之，等等，这是随历史时代而变动的具体制度规范问题，即礼（礼法）的问题。如告，则废人之大伦，以怼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东汉初，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《周礼》之学，一时注家蜂起，郑玄序云：世祖以来，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，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，故议郎卫次仲，侍中贾君景伯，南郡太守马季长，皆作《周礼解诂》。
只谈一体之仁，最终会逻辑地导向墨翟的兼爱，也不再是儒家。曾有人认为，《周礼》原名《周官》，应当就是《尚书》的《周官》篇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：中华书局影印杭州刻本，1965年版。（《周礼注疏·天官·小宰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第653页）这是牵强附会之说。
另外还有《礼记》《仪礼》《孟子》等书也有许多关于官制的记载，但也都往往与《周礼》官制不同。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，《周礼》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。
宗伯掌邦礼，治神人，和上下。孙诒让明确提出：为治之迹，古今不相袭。
六、《周礼》正义原则之二：适宜性原则以上讨论制度规范的损益变动，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中国正义论的另一条正义原则：适宜性原则。凡民之有疾病者，分而治之。其实，公平、均平之义，其要领乃在于要求建立一种秩序（秩叙）。《周礼》全书，义字仅出现4次，而宜字竟出现49次之多。贾疏：秩谓依班秩受禄，叙者才艺高下为次第。又《遂人》以土均平政郑注：土均掌均平其税。
私自杀人复仇在当时之所以是具有正当性的，实质上乃是一个适宜性问题，故郑注说：义，宜也。因此，孙诒让进一步指出：画井而居，乘车而战，裂壤而封建，计夫而授田，今之势必不能行也，而古人行之。
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近年来兴起了儒学热，而礼学一向是儒学的基本内容。司徒掌邦教，敷五典，扰兆民。
中地家六人，可任也者二家五人。礼是迹而已，是可变的。
所以说《周礼》并不是王权时代的经典，而是皇权时代的经典。（《川衡》）角人掌以时徵齿角，凡骨物于山泽之农，以当邦赋之政令。但《周礼》研究中，有一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，那就是过多地关注其具体的制度设计，而几乎无人留意其制度设计背后的原则精神。所谓权（权宜），出自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：淳于髡曰：‘男女授受不親，礼与？孟子曰：‘礼也。
《理想国》：[古希腊]柏拉图著，郭斌和、张竹明译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版。贾疏：云‘均地政者，谓均地守、地职二者之税，使皆十一而出税，又均人民已下力征之事。
公正的关键是公的观念：公则正，不公则不正。如《天官·大宰》说：以九式均节财用。
例如《夏官司马·大司马》说：大兽公之，小禽私之。男女关系从来都是制度规范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。
彼义，则此有义者也，故云‘义，宜也。地贡，贡地所生，谓九谷。说到博爱，人们总会想起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口号。所以，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礼百官、而应说统百官时，解释说：礼，所以统叙万事，故云‘统百官也。
《天官·小宰》也说：治职，以平邦国，以均万民，以节财用。首先是正当性原则：制度规范的建构须是正当的。
例如，按《地官·大司徒》的说法，仁义属于六德，而礼乐则属于六艺，这里是有德艺的明确分别的：仁义之德属于内在之性，礼乐之艺属于外在之行。王莽时，因刘歆奏请，《周官》被列入学官，更名为《周礼》。
久而有所不安，则相与变革之：无勿可也。历朝修订典制，如唐《开元六典》、宋《开宝通礼》、明《大明集礼》等，也都以《周礼》为蓝本，斟酌损益而成。